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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的标记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李科林

  自从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在1981年问世之后,这本书中所呈现的艺术形态的综合性,以及所构造的审美文化的民族性就极大地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也启发了中国美学史包括中国艺术史全新的书写方式。该著每一章都选择了活跃于某一时期的若干艺术类型作为此段历史记忆的见证物,以此追溯、还原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怀。作者以黑格尔式的精神之光照亮了每一个对象,而又以风格化的方法把握每一时期的艺术气质,最终以物的传记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华夏文化的巡礼。《给孩子的美的历程》(中信出版集团,2016)是在《美的历程》的基础上,对原著内容进行“压缩删削”而成,因其是一部献给孩子的作品。的确,浇灌这些年少心灵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从一本书开始,尤其是始于一本开启“美的历程”的书。
 
  美的历程并不仅仅是通向于美而已,整个行程本身就充满了美意,因为在此之中所遇到的对象莫不是出于作品的“选择与判断”,出自作者对于物的识别。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出自于心灵内在的生命表达。其既为心灵创作冲动的作品,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得以领略心灵不可测度的深度。比如在“达其情理,形气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的书法主张之下,于方寸之间行走笔墨的痕迹,就映衬出在六合之内行走人生的步态。
  
  在黑格尔主义的目光之下
  
  以内在的精神之光照亮每一件艺术作品、历史文物与文明古迹,通过这种方法,本书对于具体形象所提供的欣赏角度足以使得读者在每件作品之前赞叹忘返。与此同时,本书又在这些流光溢彩的片断之间建立了以民族精神为底色的整体风格。以“实践理性”诠释先秦孔学,由此显现出儒家借助于礼乐教化而实现了对于情感的伦理导向:情感的抒发与满足被保持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相比于儒家的规训式审美趣味,老庄道家所表达的“贵无”、“道法自然”以及“丧我”、“逍遥”为生命预备了逃避规训的空间。正如此书所指出的,儒道的互补是先秦理性的核心,其在文明之初就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审美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万龙博彩,金牌娱乐场,威廉希尔娱乐,博久999:儒道所形成的互补之势吸收了屈原的《离骚》传统,增强了情感的强度和丰富性;之后又有淡泊妙悟的禅宗思想的加入,最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艺风格和审美情怀。即以“言不尽意”、“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为核心的审美原则。“言不尽意”、“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作为各有侧重的三种审美倾向相互补充,共同地呈现出在形式创造中所表达的整体性,以及在内容意蕴中所传达的无限与绝对。这三种倾向既是士大夫在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时的艺术心态,也是匠工画师在雕刻涂绘时所追求的至高意境,而作为听众观者的常人则又从中领悟到自然的作为和天道的永恒。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此三种审美倾向所形成的美学原则其所解释的对象就不再限于文艺作品,而是显示出华夏民族在面对世界、理解生命时的心理结构。从某种典型的文艺母题入手分析其中的艺术意志,进而论述其所表达的时代思潮和共同的心理特征——这是关于艺术史进入到20世纪之后的新的书写方式。在西方有潘诺夫斯基、沃尔夫林等人作为此思想流派的代表。在这种黑格尔主义的目光之下,艺术品不再是被博物馆隔离出来的陈列品,而是以个体的在场召唤着其自身所从属的群体所具有的风度。那么,通过对于历史上的文艺品的集体巡礼,本书完成了为华夏民族的风骨气质勾画成像的使命。那么,无论是对于在80年代伊始开始寻找精神归属的人们而言,还是对于身在新世纪的文明交汇急流之中的我们而言,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
  
  物的记录方式
  
  在建构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本书借助于物的传记的方式,使得今天矗立于眼前的石像、壁画、庭院,诗文被重新嵌回到历史之中,让我们领略到文化家园的深远和微妙。以佛像和壁画为例,本书就从佛教文化兴起之初,即北魏与南梁为始,一直讨论到五代及宋时佛教信仰的式微。作者在风格化各时期壁画故事中的佛陀立像的同时,也解释了种种风格之中所包含的历史生活形态:佛像逐渐由大而朴拙变得亲透可亲,再至图示化的贫乏无力,壁画的内容也从充满悲苦与牺牲的佛本生故事转向绚烂豪华的极乐世界,再至热闹欢娱的世俗场景。与其相对应的也是人们面对此生彼世的不同态度。在佛教艺术的三种不同类型之类:理想胜(魏)、现实胜(宋),以及二者结合胜(唐)中,本书选择了理想胜,即北魏佛教艺术中所表达出来的超脱世俗、淡然宁静之美。由此我们可见在历史之中所绽出的种种类型之美,以及由此所渲染的生活样式,并不会因为时间的前后而相互取代,相反,却是相互并置地呈现于正在生活着的人们面前。人们在赞叹古人的感受丰富性的同时,也会有所触动进而去反思自我,重新认识生命。本书对于作为文艺品的物的记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恰好不谋而合于当下正盛行的以“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角度进行汉学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在坚持文艺作品中的形而上之道的同时,也努力为这些传世之作提供原有的创作情景,尤其包括在个人风格中所观察到的对于前人风格的借鉴和创新。如果说这种新汉学体现了文艺作品的历史时间性,那么,本书在表明历史性的同时,更突出作品在重复中所具有的差异性和由此生出的多样性。尽管都是花开花落,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和“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之间,各自传递出不同的意境与气韵。而诗词在历史中的积累与流传,使得我们面对这些自然之象时总有华夏文明所赋予自身的独特情怀。所以,虽然是关于“物”的传记,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又不同于新汉学立足于外的旁观立场,因为这本书就是在文明内部积淀而成的结晶之作。
 
  书中所涉及到的种种古代对象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延续的系列。比如书法或国画,又或者是佛像或纹饰,即或是诗词与歌赋,园林与庭院,这些充满了民族意蕴的器物组成了我们的文化家园。我们对这些身边之物是如此熟悉,却又如此欠缺凝视与追问,于是此书就以标记的方式使这些存在之物称为被注视的对象,并且在标记的同时又释放了隐藏于其中的历史性与民族性。如果我们同意所领受的思想会像所吃下的食物一样滋养生命,那么,从《给孩子的美的历程》之中成长起来的少年一定会像书中的生命一样灿烂而热烈。故而,他们值得被期待。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1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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